郝俊波的这一建议是否被采纳国人拭目以待。虽然一些人认为三百万的赔偿标准不太符合中国国情，但对于提高死亡赔偿标准，在当前社会背景下几乎没有什么异议。这说明了人们对于生命权和生命价值的觉醒。人的生命的价值不容忽视，是金钱等物质的东西所无法衡量的。尽管数字符号不能刻画生命的价值，然而从人文伦理的角度来说，死亡赔偿标准的高低，反映一个国家和社会对于生命价值的态度。如果赔偿标准提高到最低三百万元，那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形成一种力量，引导社会尊重生命，关爱生命，对生命产生一种敬畏。死亡赔偿标准过低，导致一些人漠视他人的生命，甚至草菅人命。提高死亡赔偿标准，可以形成一种威慑力，在一定程度上避免生命悲剧的发生。如果提高死亡赔偿标准，矿主可能因为赔付而倾家荡产，这样一来想必他不敢漠视矿工的生命。

处在社会中的人有贫富之分，但对于生命价值而言，则无贵贱之分，作为社会个体，每一个生命应该是平等的。政府倡导建设和谐社会的成败，从根本上说，取决于人人在社会地位中的平等，而这在社会生活中的具体体现，其实就是生命权和生命价值得到应有的尊重。一个人的生命得不到尊重，生命价值得不到体现，遑论和谐社会的建设。提高死亡赔偿标准，是建设和谐社会的一个潜在和现实的需要。

死亡赔偿标准，就中国目前现实情况而言，具体应该为多少有待商榷。社会在发展，死亡赔偿标准也不应该原地踏步，而应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应该有所提高。至于一些人担心的具体的操作实施问题，那都不应成为障碍。提高死亡赔偿标准是势在必行的事情，它是对生命应有的尊重，是对生命价值应有的体现。